2月6日起，内地与港澳人员的往来全面恢复，澳门迎来了报复性的旅游热潮，前往赌场的人流恢复到2019年的四成半。许多人希望澳门能回复往年的黄金岁月。然而，三年疫情不仅阻滞了港澳与内地的人员流动，澳门博彩业也经历了大变动。1月18日，太阳城集团创办人周焯华（外号洗米华）被判刑18年，由此宣告了赌厅野蛮生长时代的落幕。更重要的是，在1月1日新博彩法实施后，获得赌牌的6家公司宣布，将以巨资投资于非博彩项目，并开拓海外客源市场。澳门经济为何在新冠疫情期间显出疲态？专家认为，过于单一的经济结构使得澳门难以适应经济大气候的变迁。疫情之后，澳门需要重新出发，向着经济多元化迈进。特区政府也发誓，一定要改变澳门的“赌城”形象，使之向“综合旅游休闲中心”转型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采访到早年的大佬何大志。曾为澳门第一批贵宾厅厅主的他，坐拥6间赌厅，年流水额高达3000亿港元。回顾自己的商业生涯，他提及华人探长吕乐、崩牙驹等出没于香港电影和报章的江湖人物，他见证和经历了澳门赌业的风光与龌龊、发展与混乱。在澳门赌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变迁之后，何大志在等待一个机会，重返澳门。
早熟的生意人
2022年11月的一天，我和何大志约在珠海香洲区一家平价餐厅吃饭。抽着雪茄、戴着翡翠大戒指的他，外表霸气，乍一看有点像黑帮片里的古惑仔。此时正是广东新冠感染的高峰，他刚从医院过来，手腕上还戴着进出医院的纸手环凭证，他妻子正在做心脏搭桥手术。这是我们的第二次碰面。两天之前的晚上11点，我曾在酒店大堂采访过他、司机和在赌场工作的一位女士。那天的采访很匆忙，因为没多久他住的小区就因临时管控而封闭。
何大志称，最风光时，他曾拥有六间贵宾厅，每年流水3000亿元。锁在保险柜里的欠条，加起来高达100亿元。坊间有传闻，何大志是“何鸿燊的干儿子”，所以能拿下旧葡京地下一层的贵宾厅。但据其本人讲述，他靠的其实是姑丈的关系。至于他与何鸿燊的关系，他没承认也没否认。
说起何家的商业传承，何大志侃侃而谈。爷爷何富云是广东惠州的大地主，从事米业、糖业及典当业，富甲一方。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为躲避战乱，何富云带着家人及三十箱黄金迁往香港，在九龙塘购入十多间店铺做生意。香港沦陷后，其街区商铺被侵华日军烧毁，何家逐渐衰落。
何大志至今还记得父亲何景洲的话：“做人不要去打工，宁愿去街头卖花生。”在何氏家族最落魄时，何景洲在香港街市摆摊卖水果。谨记父亲的话，何大志从小便不喜欢念书。他称自己“也是读名校的（协同中学）”，但13岁起便跟在姑丈罗东城身后，每天有钱花，身边围着小弟，用他的话说，“从伯伯他们那儿吸收经验。”这位姑丈来头不小，是香港的华人探长，与刘德华主演的《五亿探长雷洛传》的原型吕乐是同事。
何大志母亲吕曼芙是一位医生，祖辈从事药材生意。18岁那年，何大志向母亲借了8000块，做起了走私药材的生意。凭借爷爷在内地的商誉，他想办法疏通了海关。18块一斤的天麻倒手一下，可以卖到1500元一斤，100元一斤收的冬虫夏草，可以卖5000块，“一年赚了300万。”在父亲怂恿下，何大志还做过一阵小贩。他从工厂以每件10到15块的价格收成衣，再以一件70元卖出。“在油麻地，警察都不抓我。光是把衣服挂车上，一个月就能赚十几万。”因为叔叔伯伯给面子，20出头的何大志出路多，不愁赚不着钱。
内地改革开放后，何大志在香港和澳门做布料批发生意，曾垄断80%的市场。“像陈明金、许健康都同我买过布。”他提到的两位都是来自澳门的实业家，祖籍晋江。何大志同时也在内地做成衣出口生意，“每个月有40到60个货柜运送到中东地区。”
贵宾厅就是印钞机
80年代末，因为贸易受阻、订单推迟，何大志的布料生意差不多垮掉了。他跑到泰国沉寂了两年，此后回到澳门，开了很多夜总会。说起那些名字，他如数家珍：黄金夜、吉百里、行和、中国城、富爷……不过，夜总会终究不如赌厅挣钱。了解到赌厅可以对外承包，何大志找到姑丈的关系牵线搭桥。姑丈罗东城和赌王的关系来自70年代末的一桩旧事：当时赌王在香港和澳门的居所被人放狗头恐吓，罗东城摆平了这些事，于是与何鸿燊有了交情。
在90年代，谁能包下赌厅，相当于有了一台印钞机。借何鸿燊卖的人情，何大志给赌场“塞了近一亿的红包（相当于入场费）”，成为第一批贵宾厅厅主。当时的规则是，他与赌场三七分账（赌场赚大头）。从1960年到本世纪初，以何鸿燊、霍英东等港资为背景成立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，事实上垄断了澳门博彩业。那个年代，如果能攀上何鸿燊的关系，就等于同时获得了赌厅的入场券和护身符。
博彩业工作人员阿妍给我讲了讲贵宾厅的来历和规矩。她是澳门人，曾在新濠博亚旗下赌场担任荷官管理主任，有十多年从业经验。阿妍一再向我申明，她工作的地方“是博企，不是赌厅”。原来在她心中，这两个名词有很不一样的含义。上世纪80年代，澳门的博彩企业完善了贵宾厅承包制度。承包者与赌厅签订合同，承诺完成一定量的赌码销售额，并从中抽取佣金。赌厅的厅主相当于博彩中介人，负责为赌客提供交通、食宿、娱乐等各种便利，尽可能拉长他们停留和消费的时间，以提高赌场的营业额。
何大志承包的厅叫珊瑚厅，在旧葡京地下一楼。“崩牙仔被人开枪射杀的地方离我赌厅很近。”说起崩牙驹，他记忆犹新。这位澳门最大黑社会组织“14K”的头目，曾是何大志的拜把子兄弟。1998年，崩牙驹被控炸掉澳门警察司司长白德安座驾，并被捕入狱。2012年减刑释放后，崩牙驹在内地低调生活。
在何大志的记忆中，那个年代跟黑帮片的场景类似。“太乱了，我都不想待在澳门了。”他曾经躲在酒店套房不敢上街，出入要十多个保镖守护。在各个帮派为抢夺赌厅和赌客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，何大志跑去了台湾。沿袭祖辈的行动基因，他在台湾开了旅行社，又在韩国济州岛开设了7家赌场，以旅游的形式将韩国赌业带动起来。不过，2003年SARS暴发后，韩国赌场生意非常萧条，何大志只好重返澳门，这是他第一次出走归来。
“赌台底”与叠码仔的末路
在珊瑚厅之后，何大志陆续在其他赌场开了五个贵宾厅。他与赌场的分成也提高到四六（仍是赌场赚大头）。“那是澳门最繁华的时候，很多做娱乐的人都给我打过工。”赌场给何大志承包的贵宾厅提供了60个大套房，“指标根本用不完”。那时候他的应酬极多，朋友遍地。“天天花天酒地，一瓶酒几万块，一个鲍鱼8000元。当时根本没时间动脑筋，不像洗米华他们那么厉害。”
洗米华原名周焯华，最初只是崩牙驹下面的小混混。崩牙驹入狱后，他接管了叠码仔业务。叠码仔是专门为赌厅拉客和洗码的人。尽管是一种非正规行业，但作为博彩中介人体系（赌厅体系）的关键一环，叠码仔是当时澳门博彩业的重要组成。除了拉客和洗码，叠码仔还做放贷或协助放贷。贵宾到澳门赌博，一般不带现金。贵宾输了钱，叠码仔必须负责将其资金从内地转到澳门。在内地，因赌博违法，赌债不被承认，因此叠码仔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手腕。在追债中他们无所不用其极，往往涉及暴力犯罪。
澳门首任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曾说，赌权放开的2002年前后，澳门的博彩中介大概有100家，叠码仔有3000到5000人，都是澳门本地人。在博彩业大发展后，叠码仔的构成逐渐多元，有香港的，还有日本、韩国的，都在各自的地区拉客。2003年开放“自由行”政策后，内地人逐步取代港澳人士，成为贵宾厅叠码仔的主流。在2015年鼎盛时期，澳门活跃的叠码仔接近2万人。叠码仔也有自己的职业阶梯，能力达到一定规模，就敢承包赌厅。2005年，洗米华创立了太阳城集团，开设了第一间太阳城贵宾厅。随着生意做大，洗米华被称为“小赌王”，一时风光无限。
“洗米华够胆做，走火入魔，变成了巨人。”何大志自认不如洗米华大胆。太阳城集团后来发展了网络赌博，资金在全世界流动，“帮着把黑钱洗得干干净净。”2023年1月18日，洗米华一审被判18年，澳门特区政府对其控罪多达229项，包括洗米华在内的7名被告还需赔偿澳门特区政府和五间博企超过86亿元。何大志转发了这则新闻给我。在他眼里，“洗米华是垃圾。培养他的保护伞，害了澳门。”
洗米华致富的一大手段是 “堵台底”。提起那些疯狂的玩法，何大志有些气愤。一般开赌厅要交重税，由赌厅与赌场按一定比例分担。“不法之徒进来后，台面上赌1000块，台下翻十倍，这样骗了政府骗赌场。这种人真该死！”何大志说，“最疯狂的时候，因为省下很多税，赌场也不管，相当于默认了。”这个把戏满足了豪赌客的野心，却瞒过了政府，迟早会经历扫黑风暴。
何大志手下也有过“赌台底”的疯狂人物，名叫黄山。此人来自大陆，长得尖嘴猴腮。起先黄山是贵宾厅的客人，他也有点叠码仔的角色，从内地带来了大批豪客。见其认识各路高质量贵客，只求“搵食”的何大志，给他在贵宾厅开了VIP账户。黄山不负厅主期望，往账户里存入1亿元，替客人出筹码。眼见“赌台底”可赚数十倍钱财，不甘心只提佣金的黄山也加入了这个游戏。
何大志说，“我吩咐手下不做台底交易。他很鬼，比洗米华还厉害，夸大自己的身份，谎报是（贵宾厅）老板，从银行贷款再拿来赌底面。这完全不是正常的澳门赌法。”黄山不断向赌客集资，并以2.5厘月息作为回报，吸引不少内地客户上当。党的“十八大”掀起了反腐风暴，澳门特区政府也开始整顿贵宾厅，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，内地豪客日渐稀少。黄山见大势已去，扔下一摊子烂账，逃到了境外。2014年，当警察找上门，何大志才知道黄山早已犯案。
盗亦有道，辉煌不再
黄山一事，惹得何大志麻烦不断。“我的赌厅位置好，有十几张台，每个月二三十亿洗码，盈利不错。”黄山逃走后，债主纷纷找上门。前来挤兑存款的赌客，短短数日便提走了20多亿元。
那一日，何大志正在珠海陪太太看电影，接到赌厅打来的电话。一位女客户大吵大闹，声称不见他不走。第二天何大志赶回赌厅，从地下停车场到大厅，他一路上都被打手围困。“没有100个也有50人，回归后没见过那么嚣张的。”一群人围着何大志，并拦住员工，不让他们报案。何大志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骂“滚”。场面一度失控。这位女客户请何大志去房间内谈判，最终透露了她的真实目的。“让我把赌厅给她做，这样就没事了。”
何大志当然不怕恐吓，转身走人。打手们既不闹事也不离开，守着贵宾厅入口，不放客人进来。“搞了差不多20天，我的生意全没了。”更叫何大志愤怒的是，他明明与澳博签了协议，安保问题一向由赌场负责，但这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。而且赌场认为声誉受损，“还要我赔1000多万。”
何大志不服气，反告澳博，说自己损失了8个亿。官司打到中级法院，依然是输，“说合同不合法”。直到今天，何大志的金麟贵宾厅已经空了6年。他干不过以洗米华为代表的第二代厅主，又没有其他应对方法，赌厅一间接着一间被收走。
“我对澳门没信心了。做赌是不好，但盗亦有道。现在的赌业不同于以前，需要耍手段骗政府，这样的生意没意思。”何大志说，新加坡和日本开放赌业的历史不如澳门悠久，但管理规范，监管严格。所以新加坡在2021年超过澳门成为世界第一赌城。“学学人家吧，”何大志恨铁不成钢。
澳门的博彩政策经历过几次变迁。澳门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盛力向我们介绍，回归之后，为打破垄断，特区政府曾引入竞争机制。2001年，第一部真正意义的《博彩法》（《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》）实施，赌牌（博彩经营权牌照）由一张改为三张，外加三张副牌，公开拍卖。20年过去，旧的博彩法存在严重滞后。盛力认为，“不论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还是配合国家的内外政策，澳门的博彩政策明显是力不从心的。”
更大问题在于，澳门经济结构单一，严重倚靠博彩收入。盛力说，“澳门是一个捞偏门的城市，博彩业自然与黄赌毒在一起，博彩产业太强大，淹没了其他行业，最高峰时占到财政收入八成以上。” 而且，博彩业的兴衰，也跟澳门与内地、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资金流动关系密切。比如，外资博彩就占澳门赌博收入的一半以上，盛力的解读是，他们的确对澳门经济做出了贡献，但也与境外不友好势力关系复杂。而中国资本不正常地向外流动，“又引起国家担心，甚至误会。”遇到新冠疫情的打击，“澳门好像做了一场梦，被打回原形。”
回归澳门？
何大志说，澳门经济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活。“十几年前，（在澳门）作服务员一个月赚5000块，派牌的有2万。现在生意不好做了。物价炒得那么高，人们供楼供车，还要养小孩，花掉一大半收入。”他希望，2023年新的博彩牌照发出来后，“大家都规矩一点，不要做害人的事，不要帮达官贵人洗钱了。”
2023年第一天，“新博彩法”实施，澳门进入转型期。时隔二十年，政府与六大博彩企业重新签订合同。新法规定，六家投得赌牌的博彩企业“必须带头做一些有利于产业多元化的事”。博企承诺将九成投资额——共计1087亿澳门元，投资于非博彩项目和开拓开外客源市场。
更关键的变化是，新《博彩法》实施后，中介人只允许拉客，提供基本服务，赚取设有上限的佣金。盛力教授分析说，“以后中介人招揽内地客人是入刑的，所以客源只能来自国际市场。过去，大部分叠码仔是澳门人或内地人，新政对这一群人影响巨大，他们很难再有作为。”
特区政府的措辞是，澳门要向“综合旅游休闲中心”转型。何大志做了二十多年“娱乐博彩业”，自认其经营理念与特区政府倡导的模式一样——发展非博彩项目（旅游业、娱乐业、会展产业等）和开拓外国客源市场。自2016年失去最后一个贵宾厅后，他相当于被逐出澳门赌业。近些年，他在内地投资了文化、科技、食品等产业，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重返澳门赌业。
只是，澳门还有他的位置吗？
